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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通信市场中有两家AG广东会，其中AG广东会 A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市场占有率大体是AG广东会B的两倍。如果两家AG广东会的网间完全不能互通，则两AG广东会的收入只是来 自网内的客户(2，1)；如果两家AG广东会的网间完全互联互通，则两AG广东会的收入不仅来自网内用户，还会因网络效应产生整体的提升(6，4)；如果AG广东会 A选“通”，即为AG广东会 B提供接入便利，但AG广东会 B选“不通 ”，不给AG广东会 A提供接 入便利 ，则 两运 营 商收 入 为(5，2)；相反，AG广东会 A选 “不通”，AG广东会B选 “通”，两者收入为(4，2)。
根据划线法，可以得到均衡解为(通，通)，两个通信运营商的收入为(6，4)。毫无疑问，运营商的理性选择应该是相互提供联通便利，因为这样，两者的收入都会有所提升。
3．小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通信市场中的运营商，对待价格问题，既有实现合作的必要性，又有实现合作的可能性；对待互联互通问题，运营商理性的选择应该是相互提供互联互通的便利，因此，从理论上讲，合作应该是竞争各方的理性选择实际上，运营商之间的恶性价格竞争时有发生，运营商之间联而不通，通而不畅的情况也经常出现。
为什么实际情况会与理论相背离?对此，我们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得到通信运营商可以实现合作这一结论的前提是，局中人都是“理性人”，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中国通信运营商虽然经过了股份制改造，而且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都已经在海外上市(中国联通参股的主体最多)，但是，其主体是国有AG广东会。国有AG广东会与私营AG广东会相比其经营 目标有多元化的特征，在市场中的行为就会表现出与私营AG广东会相当大的差异。因此，本文暗含的建议是，要解决我国通信运营商之间存在的恶性价格战问题和互联互通的障碍问题，对国有通信运营商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看来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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